要么不“营业”，要么“戛纳见” 低调的他们齐上热搜，靠的是硬实力

古代儒学实际上很大程度包含此种义涵。

把这三十年的时代思想史与李泽厚个人的思想发展做一对照，会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设定是理性的，但可赋予情感。

度不是思维实体，而是行动，它的来源和鹄的是人的生存延续和生活。李泽厚曾提出，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历史哲学的最高命题，其实，无论偶然性抑或必然性都不足以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这并不是什么苍白贫乏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展现，而是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实然境况，我们姑且名之偶然。这形上恰恰就在形下中，在现实中。3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这个自我-历史-世界的关联整体的运行——命运，不是超绝于人的异己之物，而恰恰是从人的立命中生长出来的。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李泽厚近年在对时势的把握中，格外强调自己的启蒙立场，如他在《伦理学新说述要》中说：Kant这种启蒙时代的伟大理想和伦理标准、道德理念至今光焰长存（第6页）。52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上卷，第237页。然至论太极，自是太极。

[16] 陈来：《朱子哲学中心的概念》，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7页。而谓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显然是从心之功能来说心，指心本具仁义礼智之理，并能发用此理以应对万事。[13]由是，李明辉指出：在朱子理、气二分的间架中，并不存在一个居间的领域。《淮南子》注谓：‘魂，阳神也。

《朱子语类》有：（20）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朱子语类》有：（28）因说天之明命，曰：这个物事，即是气，便有许多道理在里。

[4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页。前文材料（8）中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一句值得关注。具体来说，所谓心是由什么构成是问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由于现代化在物质层面上显著的便捷与效率，人们便把思辨理性贯彻到底，人完全成了自然的一部分，人彻底堕退为自然人。

康德说：就此而言，它是一个纯然的理念，但毕竟是一个实践的理念，它能够并且应当现实地影响感官世界，使其尽可能地符合这个理念。故《大学》又云：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现在的问题是，远离经验而由实践理性独自先天提供的这些精神文明的超越原理属于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吗？或者说，它包含在现代化的概念之内吗？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这个词。34张卜天:《古人为什么不喜欢创新》,《科学文化评论》2018年第3期。

此三者，正是儒家为精神文明所能提供的价值维度。《十日谈》这样的作品之出现就是艺术上放纵性的显著体现。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中国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冲击与压迫下被迫转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这种暴力性甚至带有弱者的悲剧性与羞辱性。

28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高建平、丁国旗主编:《西方文论经典》第六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1页。前文说过，中国古典里并没有现代化一词，其实，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里也没有现代化一词，这说明现代化这样的观念或理想并没有进入古人的意识，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这种俗人因为消解了敬畏，可以逍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但其思考能力与良知裁决的丧失又使他们极度地依赖群体，这就是上文所说的量的个人主义，这种量的个人主义必然使整个现代社会充斥平庸的恶。康德的这个意思在儒家那里更为显豁：心具天德，心有不尽，则于天德不尽，其于知天难矣。【44】而大同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但它必须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指引，因为它是人的实践理性先天地确立的，它必须在人类的物质文明活动中发挥其引领规导之力量。在经验世界所不能睹处人当戒慎、所不能闻处人当恐惧，这不能睹处与不能闻处就是实践理性之原则及其建构的世界。

3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2页。【7】这样看来，现代化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问题乃是原则与原则运用之关系，若原则根本错误，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与科学家，尔后又产生了一大批颂扬理性的近代著名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尔、洛克、休谟等。因此，一个道德世界的理念具有客观的实在性，不是好像它指向一种理知直观的对象（诸如此类的对象我们根本不能思维），而是指向感官世界，但这个感官世界是作为纯粹理性在其实践应用中的一个对象，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在感官世界中的一个corpus mysticum（超越性的模本）。

一个国家强弱盛衰，即以此两种人斗争的胜败消长为准。如果说物质文明在物质世界那里的表现是消费，那么，物质文明在人那里的表现就是量的个人的形成，两者皆具有沉浊暴戾的物质之气，现代性的精神危机由此而来。

40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5-46页。限权的民主政治本是为了让权力依法而行，但结果不过是利益集团拉取选票，而选票在失去判断力与良知裁决的选民手里，也不过是情绪发泄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选民花在理解政治问题上的精力还没有花在打桥牌上的精力多的原因【26】。49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8页。45道德法则性是一种形式法则,这种形式法则有两个要点:一、有利于人之教养;二、有利于终极目的的实现。

我们都痛恨社会上的大恶，但如实说来，大恶虽可恨，毕竟是很少的，其对于社会的危害远不及平庸的恶。儒家经典文献《大学》云：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同样，依据学者的研究，即便在西方，现代化这样的创新观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贬义词，甚至是被官方禁止的【9】。阿伦特认为，现代人的这种平庸就是一种恶。

最后，17世纪自然哲学与神学之间的亲密关系促进了一种现代的、对宗教的命题式理解，这本身也是世俗产生的必要条件。同理,若一个人经济贫乏时铤而走险为窳民,但一旦经济好转,立刻成为良民,则其道德坏绝不是真正的道德坏。

一切形形色色的造物，无论它们有多么伟大的艺术安排，有多么多种多样的合目的地彼此相关的联系，甚至包括它们的许多我们不正确地称之为世界的体系的那个整体，如果没有人的实践理性，则整个创造就会是一片纯然的荒野，就会是白费的，没有终极目的。梁漱溟又认为,身的文化与心的文化不同,第一期假如可称为身的文化,第二期正可称为心的文化。常人那具有群体特征的结构性使得常人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22】，常人之所以不必承担责任，是因为责任之主体阙如。道德法则之绝对性使得人在践行中必然会面对一个超越的神圣存在，所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49】也，此即康德所说的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宗教【50】，是为下学而上达也。

23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2页,第385页。彼得·哈里森说：在思想层面上，当时的科学或自然哲学是一种因果关系观念的主要承载者，这种观念使人们很难谈论神在自然或历史中的行动。

最后，量的个人必然导致责任感的缺乏与平庸的恶。它意味着神秘已开始在心灵面前隐隐浮现，已开始拨动感受之弦。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所标榜的是遥远的三代之治，而不是所谓的现代社会。